进食失调病人的家庭特点一直被看作室钳制.过分保护.回避冲突和跨代联盟。Selvini-Palazzoli指出，有厌食症青少年的家庭仍旧保留农耕社会的价值观。这些家庭高度重视忠诚.自我牺牲及家庭和睦，有着僵化的.代代相传的家庭信念和角色规定。这些家庭改变缓慢，不能灵活地适应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变迁。一项轶事评述和一项研究指出，这些家庭通常极为强调跨代成就.节食和运动。在世界各地都发现上述家庭特征，例如美国.意大利.英格兰和德国。这些与厌食症有关的家庭特征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具有普遍性。

      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社会文化力量和历史背景在塑造厌食症病人主观经验.厌食对家庭的冲突以及家庭求助回应得作用。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多数遭受自我饥饿的德国家庭是为了哀悼失去多个所爱的家庭成员。由于焦虑失去另一个家庭成员，父母们对于放手孩子深感不安。在这些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很难将自己变成与家庭区分开来的个体，很难学会独立自主。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自我饥饿成为他们从令人窒息的家庭中获得独立.具有个性的强有力的工具。

      家庭理论模式以系统理论为理论基础，认为厌食症的症状取决于病人的生活背景。只有考察病人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自我饥饿现象。家庭理论模式在其早期发展阶段，主要借用结构功能主义.沟通理论.控制理论及发展心理学建立其知识基础，认为厌食症仅是冰山一角，反应出家庭结构缺陷.家庭沟通问题，以及家庭结构不能灵活地适应改变。改变既可以由家庭内部力量引起的，比如，孩子成熟，也可以是由家庭外部力量导致的，比如经济衰退和失业。带有症状的孩子充当粘合剂，维持功能失调的家庭，避开婚姻冲突或家庭冲突，以减轻家庭所面对的压力及张力。

     可见，人的症状.家庭背景及社会文化背景是相互影响的。病人的症状作为诱发因素，影响着整个家庭生活，家庭又反过来影响症状。从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所观察到的家庭特征既可能是引起厌食症的原因，也可能是厌食症导致的后果。按照等效原则（epuiflnality）,很难区分出厌食症的因果，因为“开放的系统达到跨时间的状态，并不取决于（系统的）初始条件，而是由多种系统指标决定的。而封闭系统的平衡状态则恰恰相反，是有初始条件决定的。由于病史及病人自我报告因遗忘而导致的回溯性偏见，研究者及治疗师顺理成章地较少关心厌食症的成因，而是更多地关注病人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影响。

家庭理论模式扩展了我们对于厌食症的理解：从心理范畴的理解扩展到社会文化背景的理解。在家庭背景上理解厌食症，可以使自我饥饿现象去神秘化，从新的角度一目了然地呈现出个人身心病理与家庭功能失调的联系。除了临床经验的证明，西方研究业已提供扎实的依据支持家庭理论模式，例如西方学者Beresin，Gordon Herzog，Steiger et al.Steiger et al。研究表明，进食失调病人的家庭不能很好地执行家庭功能，家人之间的沟通和回应尤其欠佳。在Tozzi et al.的研究中，3分之1以上（69名）厌食症女性病人指出，家庭功能失调是培养其厌食症的主要因素。家庭功能失调是指父母不能很好地照顾孩子.剥夺孩子的童年、父母过分控制、孩子与父母关系很差、降低和减少家庭张力/争斗及情绪虐待等。

     家庭理论模式开辟了协助厌食症病人迈向身心康复的新途径。家庭治疗师要将专业介入重心从改变个人转向改变家庭，即跨越掩盖功能失调家庭结构及家庭关系的症状，影响家庭作出恒久的改变。最重要的是，家庭治疗师成功地使在治疗中“隐而不见”的父亲卷入评估及治疗中。女性主义家庭治疗师Leupnitz曾赞赏道：“Minuchin本人将边缘化的父亲拉近治疗中，使成千上万家庭的‘父亲缺席’（现象）大为减少。”

     然而，控制论及系统论也面临三个重大的批评。第一，控制论及系统理论不能理解人类的苦难及其对于家庭的主观意义，更遑论帮助人类超越苦难。Minuchin 曾评论道：“控制论的描述性语言拙劣不堪，漏掉了人类相遇最具特征的甘美、泪水、痛苦、希翼、惶惑、困顿、厌倦、热忱和疲惫。”系统理论相信家庭具有普遍性，却无视家庭经验的多样性，即使在同一文化内部也不例外。因此，本书的研究焦点不仅要识别导致厌食症共有的家庭因素，而且更应关注家庭之间的差异，尝试识别不同家庭互动风格的长处和短处，以及这些家庭如何应对逆境。

     第二，结构功能主义模式忽视了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如何塑造饮食及自我饥饿，特别是普遍存在的，将美等同于苗条和纤瘦的社会规范的影响。

     第三，女性主义学者不仅批评控制系统理论缺乏权力分析，而且挑战家庭治疗师责备母亲及神化女性意识形态，认为其阻碍了女性发展自己的才干及自我身份认同。青春期少女及青年女性所面对的压力与男性所面对的压力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压力是由文化及社会结构决定的。大多数家庭治疗师缺乏历史视角，其专业介入大受挫折。只有考虑其个人成长史及家族史，才能更好地阐明青春期少女积及青年女性的自我饥饿经验。简而言之，社会性别视角及历史视角对于评估、治疗厌食症必不可少。

     面对这些重大挑战，西方家庭治疗师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Anderson 将治疗重点从改变功能失调的家庭结构转向改变家庭语言系统、意义系统和维持问题的系统。她认为，母女之间的联系是治疗厌食症潜在的治疗力量之一。英国伦敦Maudsley 医院也将家庭看作是治疗厌食症的资源，看作室治疗团队的一部分。治疗团队的工作重点是，激发痛苦中的厌食女孩的治疗动机，为自己的身心复原计划承担责任；与父母联手帮助青春期少女恢复体重，而不是控制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