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生体家庭里出来的人

 

  “共生体”本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我这里用它作为一个视角,来考察生命成长与家庭环境的关系。从生物的意义上看,生命源于在母体内孕育成胎,这时胎儿跟母体形成一种共生关系,表现为胎儿绝对依赖母体而得以存活。随着生命的降生,胎儿与母体之间的生物共生链被剪断了,它脱离母体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它跟母亲的关系不再是共生关系,而是依恋关系。依恋关系的意义不仅体现在母亲对孩子身体上的照料,更体现在母亲有意识地培育孩子获得心理成长。虽然孩子从母亲的身体脱离了,但母亲依然保留着那种共生体体验,这种体验里有一种强大的本能的力量,使一个母亲在看到孩子遭遇危险时会奋不顾身,但也可能使母亲在养育孩子时有溺爱行为,以致给孩子的成长造成阻碍和损害。特别是,当一个母亲在个人成长中遭遇某些负面经验,如自幼受到父母忽略或虐待,在社会上遭受意外的伤害等,会使她对世界产生严重的不安全感,因而担心孩子会受到同样的伤害,反而使她走到另一个极端,对孩子进行过度保护,限制孩子的成长空间,不让孩子跟自己分离,从而维持一种心理意义的共生依赖关系。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母爱。

 

  特洛伊尔博士(David Troyer)在直面心理研究所演讲时,讲到一个比喻:一个母亲带着她5岁的儿子乘飞机旅行,途中飞机发生故障,这时广播里传来播音员的紧急通知:“各位乘客,现在飞机出现故障,请大家保持镇静。现在,氧气面罩已从座位上方落下来,请大家戴好氧气面罩。带孩子的乘客,请先给自己戴上氧气面罩,然后再帮孩子戴上氧气面罩。”这时,那位带着5岁儿子的母亲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她需要按播音员的指令,先给自己戴上氧气面罩,然后再给孩子戴上氧气面罩。如果她用本能的爱做出反应,先急着给孩子戴氧气面罩,可能会在紧张之中手忙脚乱,耽误了时间,又导致自己缺氧,结果是,没能救了孩子,同时也搭上自己。特洛伊尔的这个故事,意在提醒:真正的母爱不只是出于本能,而且需要上升为一种有意识的爱——有意识培养孩子长大,成为一个有关怀能力和责任意识的个体。

 

  心理症状有一个深层根由,就是孩子有逃避成长的本能,而母亲的过度保护的本能,二者长期纠结在一起,形成这样一种互动关系:孩子追求母腹般的舒服感觉,母亲创造母腹般的舒服环境,一味满足孩子要求舒适和躲避的欲求,而不去鼓励推动孩子去直面环境,探索世界,为他的成长意愿提供条件。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一些共生体类型的家庭,往往有这样一些关系模式:一、母亲过于溺爱,父亲过于严厉;二、父亲跟母亲联合起来,共同对孩子实施过度保护与强制;三、母亲单独跟孩子建立共生体关系,父亲成了家庭局外人。不适当的家庭关系模式,特别是不适当的母子关系和父女关系,会给孩子造成人际关系、婚姻关系、自我价值、社会适应等方面的严重困难。

 

  观察自然界,我们会发现老鸟让雏鸟试翅,老虎教虎崽捕捉;观察人类社会,我们却看到有一些父母对孩子过度保护,不让孩子长大,连动物所具备的本能的能力都丧失了。在我们的社会里,不仅有共生体的母爱,还形成了许多不同程度的共生体家庭,甚至,我们的文化系统里都渗透了共生依赖的因素。这种共生体文化具有一种强制性的凝聚力,但内部关系却充满了争斗,心灵状态是一盘散沙。一方面,大家彼此依赖求生存,另一方面,个人只被看作是共生体的一部分,他的利害取决于共生体的利害,因而会感到很不安全。在共生体文化里,个人很难分离出来,因而我们的家庭难以培养独立的自我意识,反而造成个人的依赖。

 

  在共生体家庭环境里,父母跟孩子建立的是一种彼此依赖,又互相折磨,但谁也离不开谁,谁都怕离开谁的关系,借用崔健的歌词来说,就是:你也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就像一对一对的虾米。在共生体家庭里长大的孩子,离开家庭之后,还会带着自己的共生体经验,在生活中寻找新的依赖对象,与之建立新的依赖关系。例如在恋爱和婚姻选择上,他们内心里最强的动机是满足依赖的需求。当他们有了孩子,可能会复制原生家庭的那种共生体依赖关系,会满足孩子的一切需求,让孩子依赖他们,他们同时依赖孩子。

 

  曾接待一位下肢瘫痪的母亲,自己一直坐在轮椅上生活,行动很不方便,却把身体健康的女儿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给女儿打洗脸水、洗脚水。女儿长到十七岁的时候,出现社会适应的问题,退学回到家里。接受一段时间的心理辅导后,女儿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发生了一些变化,并尝试跟家人建立新的关系。这时母亲出来阻拦女儿继续接受辅导,因为她发现女儿跟她的关系开始出现“问题”。在意识层面上,这位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好起来,但在潜意识里,她害怕女儿离开自己,试图用“爱”让女儿依赖她,直到把女儿变成一个像她一样无法走出家门的人,这样一个身体残疾的母亲就可以跟心理残疾的女儿捆绑在一起了。

 

  孩子要成长,总会经历经验,会有自己的烦恼。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有权利烦恼。但是,有些母亲对孩子如此关心,如此体谅,生怕有任何事让孩子难过,恨不能代替孩子难过,让孩子脸上每天都呈现花朵一般的笑容。有一个大学生出现强迫症状,其表现是,拼命要让自己的头脑保持纯洁的状态,因此反复用仪式去驱赶随时出现的不好意念,在外面还可以忍住不做仪式,到了家里就无所顾忌地发展症状行为。他长时间沉溺其中,影响了学业,结果是,他的名字被列入补考名单,并在学校公告榜上公布出来。在这对母子的陈述中,我看到了这样一副场景:在公告栏下,母亲看到儿子“榜上有名”不停流泪,孩子站在一旁冷眼旁观,全无所谓。当孩子连自己的感受空间都被取代的时候,他只能选择封闭自己的情感世界,变得冷漠,或沉溺于某种有害身心的活动,甚至可能因此而丧失感受快乐和痛苦的能力,觉得活下去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他的“活”大多被取代了。曾经有一个案例,说到一个在母亲的照料下完全丧失生存能力的大学生,他想死,但没有能力去死,只好央求母亲:“妈妈,我不想活了,你陪我一起死吧……”

 

  共生体关系的另一个特征是,父母限制甚至取代孩子的经验,把自己的经验强加给孩子,而且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样做是为了孩子好,可以让孩子吸取教训,少走弯路,不受上一代人的苦。曾经有一位女性,在读高中时期到图书馆看书,受到一个老图书馆员的性侵害。这个创伤经验对她的刺激很深,给她造成了长期的心理冲突,后来也没有得到根本的处理,就一直存放在内心。后来她结婚成家,生了一个女儿,那压抑在内心的创伤经验在这时开始对她说话,她开始担心女儿的安全,害怕女儿会有同样的遭遇,于是不断提醒和警告女儿:“不要到图书馆去看书”,“要防备身边的老男人”,“到同学家要当心他们的父亲和爷爷”,等等。这样做的结果是,女儿对男性产生莫明其妙的恐惧,跟同学的交往也受到影响,甚至,如果这位母亲的无意识行为没有得到辅导的提醒,还会继续下去,进一步强化女儿的恐惧,以至于给她将来的人际关系、恋爱、婚姻造成问题。孩子也可以有自己的经验,需要在自己的经验里长大,而这位母亲却不自觉把自己的经验与女儿的生活混为一团,以为自己的经验就是女儿的经验。

 

  小马过河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寓言,其中的寓意十分丰富。妈妈让小马把一袋面粉送到舅舅家,但有一条河拦住了去路,小马不知道如何是好。它问老牛伯伯,老牛伯伯说:“河水很浅,刚及我的大腿。”它正待要过河,松鼠老弟向他喊道:“河水很深,前天我的同伴过河时淹死了。”老牛和松鼠讲的都是自己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它们自己来说简直是“真理”,但对小马不是,但小马在经验上没有“分别意识”,因此困惑。许多父母也没有这种“分别意识”,因而把自己的经验当作“真理”强加给孩子,反而阻碍了孩子去发展自己的经验。这也给我们带来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启发,越是封闭的文化意识,越会把自己的经验作为标准,不能向不同的经验开放。有太强的共生体意识的妈妈需要向小马的妈妈学习,一方面了解小马的处境,一方面鼓励小马:“孩子,你自己去试一试。”结果,小马就自己试着从河里淌了过去,并从中获得了自己的宝贵经验:“原来,河水不像老牛伯伯说的那么浅,也不像松鼠老弟说的那么深。”这种直接经验,对小马来说才是最为重要的,它高于世上一切的“真理”。

 

  孩子可以有自己的感受,但在共生体家庭环境里,一个孩子很难有自己的感受,很难发展出独立的感受能力,因为在这里只允许有共生体的感受,不允许有个体的感受,个人的感受是不重要的,也是不安全的,因此,个人的感受就和家人的感受混为一团,无法分开。共生体家庭的父母可分为专制型父母和溺爱型父母父母。专制型父母会用自己的感受替代孩子的感受,溺爱型父母会把孩子的感受混同于自己的感受,二者都不留空间让孩子自己去感受。因此,在共生体家庭里,个人不能独立享受快乐,甚至也没有属于自己的痛苦,他必须选择所属家庭的快乐和痛苦,与家人同喜同悲。

 

  有一个求助者曾这样向我描述她的共生体家庭的关系状况:“我们的家庭无法独立,跟父母原来的家庭扯在一起,如同一团乱麻,理也理不清。从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跟爷奶叔叔姑姑们闹纠纷,我妈不停地唠叨,把所有负面的情绪都倾倒给我。其实我不想听,但我是她女儿呀。她说她做一切都是为了我好,如果我不关心这些,她就不断指责我:‘你也不是我们家的人,什么事都不烦’。后来,我就变成了一个特别能‘烦’的人,为家里鸡毛蒜皮的事烦得不行,不想烦也不行。到了外面更是这样,别人对我的一举一动,哪怕一个眼神,都会影响我的心情。我丈夫说,我父母的缺点都印在我身上,我的缺点都印在我父母身上。他觉得这个家庭很奇怪,我父母都是不独立、不自主的人,我也是。”

 

  共生体家庭会给幼小的成员造成很深的不安全感,使孩子过分依附父母,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怕,不是因为弱小需要支持,而是因为自身不能独立。一对夫妻带着女儿前来求助,女儿23岁,大学未毕业就躲回家里,三年过去了,坚决不愿出门。探索发现,她内心里有很深的焦虑,害怕失掉亲人,害怕在自己离开家的时候,亲人会突然死掉。这是一种共生体性质的死亡焦虑,因为从共生体关系来看,亲人死亡就意味着自己的死亡。这种焦虑在当事人幼小的时候就已经渗透了她的内心,她每天都害怕去上学,担心亲人会在她上学的时候发生不测。她记不清楚有多少次,坐在课堂上的时候,她突然想到妈妈会不会死了,就冲出教室,跑回家去。

 

  共生体家庭的父母不喜欢孩子身上的特别之处,认为这不安全,会带来灾祸,因此会对之加以无情的打击,结果是,孩子害怕跟人不一样,不敢表现自己的独特。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出于安全的考虑,会压抑内心里独特的要求,让自己逃避成长,但成长的渴望又会不断冒出来,强烈要求他们表现自我,成为独特的自己。这时他就陷入冲突之中,只好求助于潜意识为他提供一个逃避之所——神经症。这不能帮助他解除冲突,只不过把他的现实冲突变成了虚幻冲突,他脱离了成长的痛苦,进入了神经症的痛苦。
自我成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责任意识,但在共生体家庭里,责任意识的发展会受到阻碍,因为,父母不让孩子承担自己能承担的,不让他做自己能做的,或者相反,父母让孩子承担自己不该承担的,做自己不该做的。这不能使孩子发展出适当的责任意识,反而会使他把责任当作负担,只要有机会就会逃避责任,或者相反,这会在孩子身上造成扭曲的责任感,使他不加分辨地承担一切,把整个家庭共生体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动辄以天下为己责,从而合理逃避了个体应尽的责任。说到底,还是不负责任。有一个人在工作单位呆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逃回到她的共生体家庭中去,她这样表达,在她的家庭里,要倒霉,大家都倒霉,自己就不用烦是倒霉还是不倒霉了。父亲不快乐,大家都不快乐;父亲快乐,她也跟着快乐。一切都不用她费神,她只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系统里,被这个系统带动就行了。她不要自己去判断,不要自己去选择,不要自己去做任何决定,不要自己去承担任何责任,不要去努力成长和成为自己。在家里,只有共生体的责任,没有个体的责任,天塌了有个儿高的顶着,因而她可以心安理得地逃避。
共生体家庭的父母会不适当地满足孩子的需求,在孩子内心里培植一种强烈的欲求,而他们的自我又很脆弱,承受不了“别人比我强”的刺激,内心里想竞争,但不敢采取竞争的行动,只是在心里跟别人比来比去,把对方比得越来越强大,自己比得越来越不行,最后只好带着一个长期被耗损的自我躲回家里去。我问一个求助者:“回到家里,快乐吗?”回答是:“回到家里,也不快乐。我这个人很容易不快乐,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也有不开心的事。因此,我躲来躲去,还是找不到一个安乐窝。”这让我想起卡夫卡的一篇小说,叫“地洞”,述说的是一个不知名的动物,内心里感到不安全,不管走到哪里,都怕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它决定在地上打一个洞,以为躲起来就安全了。它花了很多时间,费了许多精力去打洞,洞打的很深,洞口掩饰得很好,还在洞里贮藏足够的食物,但呆在里面依然很不放心,总觉得周围有“嗦嗦”的声音,似乎别的动物也在打洞,要来攻击它了。其实,这个洞就在当事人的内心里,因为内心不安全,不管躲在哪里,都不会安全,都感到烦。

 

  夫妻关系本是家庭系统的核心,但有些女性不能从丈夫那里获得情感的满足,就把一腔热情投诸孩子,与孩子形成母子共生体。有一位母亲,自幼是孤儿,嫁给一个脾气坏又酗酒的丈夫,因为时时受到责骂和殴打,遂将情感转移到女儿身上,与之建立共生体,把丈夫排斥在外面。结果,她跟丈夫离婚,女儿出现心理问题。此后,母亲就一心照顾女儿,带女儿去医院治疗、监督女儿吃药。女儿辞掉工作,母亲就把家安排好,还通过特殊关系为女儿办了残疾证,让女儿每月领取几百元的救济金。这个母亲已经做好准备,让女儿呆在家里,她照顾女儿一辈子。后来女儿接受心理咨询,虽然遭到妈妈的各种阻碍,她还是从心理症状里走了出来,开始了恋爱、结婚、做事,最后她把化妆品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当然,她的生活中还会遇到困难,却是合理的困难,而不再是症状的困难。

 

  还有一位青年,在国外某名牌大学读博士后,因为是在共生体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虽然远离母亲,但在他内心,母亲一直占据支配性的位置。他结婚时,母亲依照自己的身材制作了一套旗袍,坚决要求他的新婚妻子在婚礼上穿,妻子虽然不高兴,他也不敢违抗母亲。结婚之后,母亲把父亲一个人抛在国内,前来跟儿子和媳妇住在一起。儿子虽然担心,也不敢提出异议。果然不出所料,在此后的几年里,母亲跟媳妇之间进行着一场争夺战。她对儿子说“你是我生的”——这话是在表达一种所属关系。她还对儿子说“妈妈把你培养长大受了多少苦”——这话又是在表达一种资格或权力。她对儿子说“我后悔生了你”——这话表达的是一种失望和威胁,目的是刺激儿子的内疚感,在他的内心里诱发回归母体的依赖。

 

  心理咨询室是一个了望塔,从这里看去,在我们的社会里,不知道有多少个家庭,其中至少隐藏着一个病人;在那里总有一个母亲在牺牲一切照顾着孩子,为孩子提供一切,这使人不觉联想到胎儿在子宫里的情形:一种共生体,一种寄生关系,一种彼此依赖,谁也离不开谁的状态。这样的家庭是一个个病场,却缺乏来自社会的真正援救。此类案例简直举不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