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控制录影机，顺放或倒带，一名心理治疗师正在让一名中年男性回溯自己的一生，寻找那个影响他最深、最重大的事件。治疗师称其为“节点”。
记忆的门逐渐打开。这名男子首先想到自己10岁时，被父亲用皮带痛打的情景。描述这一记忆时，他全身抖动，流下眼泪。
当治疗师问，是否还有其他画面可以回放？男子将想象退回到5岁，突然，他出现了姿势的改变，声音变得极为幼稚，失控地用手捂住眼睛，不连贯地喊着“怕、怕”的字眼。当问他眼前是什么，他说看到“文革”时，红卫兵冲进他的家，将一向是权威的父亲拉到院子里，勒令其跪下，用铜头皮带死命抽打的场景……
上述案例，是心理学家施琪嘉在2010年众多访谈中的普通一例。十余年来，这位武汉市心理卫生研究所的所长，一直致力于解答这样的问题：已结束近四十年的“文革”仍如何隐形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与生活？
他的工作可以用孤独来形容：一直处于地下状态，难以发表论文，也极少公开讨论，研究者更是寥寥可数，“十个手指头就可以数过来”。
这群中国研究者得到的唯一支持，来自德国。自1980年代后期德国学者将精神分析理论引入中国临床心理治疗后，出于由“柏林墙”记忆中艰难痊愈的同理之心，研究一直得到这群异乡人的帮助。
中德两国学者尝试着将精神分析理论引入对“文革”的观察，持续近二十年的研究发现：“文革”的心理创伤不仅持续地影响着亲历者，还对其子女乃至后世数代人产生了代际传递。
尤其值得重视也长久被忽视的是年轻一代的问题——他们承担了父母在“文革”中未加处理的创伤，被父辈施加的精神重担无声改变着。
这种影响后代精神活动的心理机制，被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主席主席阿夫•葛拉赫（Alf Gerlach）称为“跨代际授权”，最明显的后果是损伤后代的思考及记忆能力，“孩子陷在父辈的经历中，重复着其经历的创伤。”
这也是施琪嘉及其同伴一直试图治愈的伤痕，“‘文革’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创伤，它至今仍在生疼、化脓。这段记忆需要获得治疗性的处理。”
弗洛伊德：从“柏林墙”到“文革”
“德国关于二战及“柏林墙”时期的幸存者及其后代的大量研究，让我们有一定经验对于‘文革’时期的这段历史进行类似观察。” 安姬•哈格说。
心理咨询师陆晓娅从未想到，于她而言，“文革”从未远去。
伤痛的再度来临是在2007年，这位出生于1952年的老人参加了一个由香港治疗师组织的心理工作坊。这是她作为心理咨询师的一次例行培训，工作坊上，每个人都需要说出自己的故事，以完成自我体验。
无意中，有人提到“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父亲自杀对自己的困扰。出乎意料地，悲伤和愤怒一瞬间在房间里弥漫，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
培训者大都与陆晓娅同龄，均是“文革”的亲历者。香港的老师感到吃惊，他很难理解这群老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决定邀请所有人说出自己的故事。
站出来的都是受害者：目睹自杀、被抄家、作为“狗崽子”受尽羞辱……经历了一夜的失眠与胃痛后，陆晓娅也说出内心的痛苦：“文革”中，她曾用军用皮带，抽打过自己的老师……
曾经一度，陆晓娅将这段记忆封存，很少再回忆；作为《中国青年报》为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帮助的“青春热线”的创办者，她也自认为完成了心理上的治疗与痊愈。
残酷的回忆却如此轻易的方式刺入心头，这让陆晓娅意识到：“文革”是一件“未完成的事”，表面愈合的心灵伤口，其实一直在化脓。
陆晓娅尝试做更理性的思考：她开始观察自己，乃至经历过众多政治运动的母亲，借此分析“文革”创伤所带来情绪与行为问题：反应过激、焦虑抑郁、缺乏人际信任……
远在千里之外的武汉，施琪嘉也早在进行类似研究。自1996年由神经内科医生转向心理治疗后，施琪嘉一直尝试着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文革”心理创伤及其代际传递。
神经科学的理论基础帮助了他，大量研究后他发现：创伤记忆，带着强烈的负性情感片断，会储留、堵滞在杏仁核内（右侧脑岛），不能正常上传到负责记忆整合的海马，并进一步处理到皮质，因此，它会如一个深藏在体内的发炎脓肿一样，不断地影响着机体。
“这是大多数‘文革’亲历者未曾意识却始终承担着的梦魇。” 施琪嘉说，“痛苦的回忆会反复以各种形式——画面、声音、味道、皮肤感觉的闪回，一直存在于受害者的头脑中。”
施琪嘉的研究，受益于他的老师——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安姬•哈格（Antje Haag）。
1988年，安姬•哈格首次前往中国授课。她发现自己的“学员”里，一部分年纪较大，都是50岁上下的男性，是在“文革”中被禁止从业的精神病科医生；另一部分年轻学员，则都不满30岁。
明显的年龄层空白——“文革”时许多大学都被迫关闭。学员们随后表现出的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强烈兴趣，更让这名德国人深感触动。
这群学员急切地想要学以致用，治愈时代的病患——1982年，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主席玛格丽特•哈斯•维瑟加尔特（Margarete Haaß Wiesegart）参观在北京、成都及上海的精神病院后发现：住院患者多被诊断为重性精神病，其妄想和幻觉都来自政治运动的影响。
1996年，原《工人日报》记者吴琰也曾以“世纪之患”为题采访北京多家精神病院。她发现医院里大量的精神病患者仍沉浸在红色岁月，一些患者甚至出现了病理性象征性思维：会彻夜抱着暖气管睡觉，因为构成暖气管的钢铁代表着“工人阶级。”
1997年，“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正式运作，在德方的帮助下，精神分析理论也被引入对“文革”心理创伤的研究中。
1999年，曾在德国做过辛提人和罗姆人（纳粹时期欧洲被害族群）创伤研究的安姬•哈格，联合6位中国学员，开始了对于“文革”心理创伤的研究。
“德国关于二战及“柏林墙”时期的幸存者及其后代的大量研究，让我们有一定经验对于‘文革’时期的这段历史进行类似观察。” 安姬•哈格说。
“躯体化”与记忆病毒
凯博文将这种身体性的疼痛，称之为“躯体化”——当个体的苦痛无处排解，只能通过生理疾病的方式表达。
心理分析学家托马斯•普伦克斯始终记得时年73岁的老王。
老王向他形容打开记忆闸门的艰难，“除了痛，什么也没有”。往常，他从不主动想起任何过往的情节。记忆却常会自动惊醒他。
天下雪了，他会记起自己被流放的那日，当他到达院子，全身白得像雪人，只感到极度的冷。
如果是深夜，他则会想起另一个熟睡的晚上。人们冲进屋，把他从床上拉下，用皮带整晚抽打。因为流血，衬衫粘在伤口里，随后被撕掉，有人从厨房里拿盐往伤口里撒。他甚至还能清楚回放人们如何在他孩子的大米粥里撒尿的画面。
日常生活的感官刺激，都会让老王重回过往，直接通向时间另一边的现场。
“我们把这些创伤症状称作‘闪回’。”托马斯解释说，“都像定时炸弹般被埋藏起来，旁人可能根本看不出来，引爆却会瞬间发生”。
随着访谈的深入，研究者感到愈发震惊，他们将接触到的内容形容为“极度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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